那是一个潮湿的四月午后，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案卷，窗外的春雨敲打着玻璃，像在诉说一场未完的悲剧，电话突然响了，铃声低沉得让我心头一紧。来电的是个陌生的女声，带着几分喘息和恐惧：“张律师，我是王静，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我想离婚，可我老公打我，我怕他知道后会更狠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王静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我赶紧让她明天来事务所详谈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不是普通的离婚案，而是涉及家庭暴力的棘手纠纷，背后藏着无尽的痛苦和风险。
王静，33岁，第二天来的时候，穿着一件长袖卫衣，袖口遮住了手臂，但她的眼神躲闪，像在掩藏着什么。她和丈夫李明结婚9年，有个6岁的儿子。小家伙天真活泼，可王静告诉我，这几年李明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动不动就摔东西，上个月还因为饭菜凉了扇了她一巴掌。她指着胳膊上的一道淤青，低声说：“这是前周他掐的，我没敢报警，怕孩子知道，也怕邻居议论。”王静的眼泪终于掉下来，她说李明平时还算正常，但一喝醉就变了个人，她想离婚，可李明威胁说“离了你别想见儿子”。
我问她：“你有证据吗？照片、录音，或者去医院检查过？”王静摇摇头，从包里掏出一本笔记本，里面记满了李明的暴行：哪天摔了手机骂她，哪天推她撞到桌角，哪天掐她脖子。笔记本字迹歪斜，每一页都像在诉说她的绝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知道这案子的难点在于证据。根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2条，家庭暴力包括身体、精神等多形式，可作为离婚依据，但第20条要求受害人提供确凿证据，否则法院可能不予认定。我告诉王静，单靠笔记本不够，得补充更多材料，比如伤痕照片、邻居证词或医院诊断。
接下来的几周，王静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集证据。她拍下手臂上的淤青，时间戳清清楚楚；录下了一次李明醉酒后的辱骂，里面甚至有句“再不听话我打死你”。她还鼓起勇气去找楼下的大妈，大妈写下证词，证实几次听到她家半夜传来哭声和摔东西的声音。最关键的，是王静去了医院，验伤报告显示她有轻微软组织损伤和手臂淤血，这份报告成了我们的铁证。
证据齐全后，我帮王静起草了离婚起诉书，以家庭暴力为由要求离婚、儿子监护权和财产分割。房子是婚后买的，首付她出了大半，她不想让李明占便宜。同时，我建议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依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23条，法院可禁止李明接近她和孩子。起诉前，我试着联系李明，想看看能不能调解。他在电话里吼道：“她敢告我？我让她后悔！”我压住火，提醒他暴力违法，法院会依法判决。他哼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开庭那天，王静穿了件高领毛衣，坐在原告席上，手指攥得发白。李明的律师辩称，淤青是王静“自己弄的”，录音是“断章取义”，还说夫妻争吵正常。我当场播放了录音，李明的威胁声在法庭回荡，我又提交了验伤报告和邻居证词，证明暴力的真实性。我问李明：“你说这是正常争吵，可掐人胳膊也算正常？”他支吾着答不上来，法官的脸色沉了下来。
监护权是另一个焦点。王静提供了儿子的幼儿园记录和老师证词，证明她一直是主要照顾者，李明常年忽略孩子。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84条，我强调孩子跟母亲更安全稳定。房产分割上，我指出王静的首付贡献更大，应分得一半以上份额。最终，法院判准予离婚，儿子归王静监护，李明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，房子平分，王静获75万补偿款，并颁发了为期6个月的保护令，禁止李明接近母子俩。
散庭后，王静站在法院门口，长舒一口气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对我说：“张律师，谢谢你，我终于能带着儿子喘口气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沉重。法律给了她自由和安全，可那些暴力的阴影，怕是还要她自己慢慢去抹平。这场离婚的抗争结束了，但王静的未来，还得她一步步去走，带着儿子的笑脸和对过去的告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