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阴冷的七月傍晚，暴雨敲打着办公室的窗户，我正整理一堆案卷，准备下班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急促的铃声透着几分不安。来电的是个低沉的男声，带着几分哽咽：“张律师，我是孙浩，我离婚后见不到儿子了，前妻不让我探视，我想争取探视权！”孙浩的声音里满是无奈和急切，我约他第二天见面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会是一场关于探视权的复杂官司，背后还藏着离婚后的情感纠葛。
孙浩，40岁，走进办公室时，穿着一件旧夹克，手里攥着一叠离婚协议和微信截图，眼神里透着疲惫。他和前妻李梅离婚三年，儿子小宇当时6岁，法院判小宇归李梅抚养，孙浩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，每周有一次探视权。可过去一年，李梅以各种理由推脱探视，说“孩子不想见你”或者“太忙没空”。孙浩气得发抖：“我每次去接小宇，她要么不让进门，要么说孩子不在，我都快一年没见他了！”
我问他：“你有证据证明她阻挠探视吗？比如聊天记录或者邻居看到过？”孙浩拿出手机，翻出一堆微信截图，里面是李梅冷冰冰的回复：“别来了，孩子在补习班。”还有一次直接说：“你再来我就报警！”他还提到，邻居老王见过他几次被拒之门外。我翻看了离婚协议，条款清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86条，非抚养方有探视权，抚养方不得阻挠，否则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孙浩的证据看起来扎实，但要让法院介入，得多方证明李梅的恶意阻挠。
我告诉孙浩，要争取探视权，得让法院看到他对小宇的关心和李梅的阻挠行为。他点点头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。接下来的几周，他开始收集证据：他拍下每次探视被拒的照片，时间地点清清楚楚；还录了一段李梅在门口冷嘲热讽的音频，里面她说：“你给钱就行，孩子你别管！”最关键的，是小宇的幼儿园老师写了一封信，提到小宇常说想爸爸，但李梅从不让孙浩参加家长会。
李梅那边却不甘示弱。她找了个律师，声称孙浩探视“影响孩子情绪”，还提交了一份所谓“心理评估”，说小宇见到父亲会焦虑。我一看就知道，这评估漏洞百出——没有正规机构的盖章，日期也不明确。我建议孙浩申请法院调查小宇的真实意愿，同时请邻居老王出庭作证，证明李梅的阻挠行为。
开庭那天，孙浩穿了件整洁的衬衫，坐在原告席上，手指攥得发白，眼神却透着希望。李梅的律师辩称，孙浩工作忙，探视不规律，对孩子成长不利。我当场播放了音频，提交了照片和老师证词，证明李梅恶意阻挠。我问李梅：“你说探视影响孩子，可为什么孩子跟老师说想见爸爸？”她支吾着答不上来，法官皱眉记录。孙浩哽咽着补充：“我只是想陪儿子吃顿饭，看他长高了多少，这也有错？”
庭审后，法官安排了一次闭门会见，让小宇和心理专家单独谈。结果显示，小宇对父亲充满思念，只是怕妈妈生气不敢说。最终，法院判李梅不得阻挠探视，孙浩每周六可探视4小时，寒暑假延长至两天，必要时可申请强制执行。散庭时，孙浩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对我说：“张律师，谢谢你，我终于能再陪小宇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沉重。法律给了他探视的权利，可父子间那份被阻隔的亲情，还得他自己一点点去修补。
走出法院，雨停了，孙浩抬头看了眼天空，嘴角终于有了点笑意。这场探视权的抗争结束了，他赢回了与儿子的时光，可离婚的伤痕，怕是还要在父子俩的心里荡漾许久。
